“1950年10月的一个傍晚，老王，你总算回来了！”院子里传出徐寄萍压低的嗓音。

　　她挽着丈夫的行李，意外发现包袱里露出一枚红亮的苹果，还带着特有的淡淡松香。徐寄萍心里咯噔一下：南京去北京出差五天，怎么捎回这种东西？

　　王勋笑而不答，只说“咱们屋里说”。灯芯油微弱的亮光跳动，他从兜里抽出一张“中央办公厅接待证”。徐寄萍怔住，“你……去干什么？”

　　王勋微微顿了顿，压着声道：“我见了毛主席。”空气像被冻住，油灯噼啪作响。徐寄萍惊得一句话卡在喉咙。

　　“别叫我王勋，我真名毛泽全，主席是我堂兄。”他把话一次说尽，干脆利落。徐寄萍捂住嘴，良久才挤出一句：“为什么从没告诉我？”

　　毛泽全把她拉到炕沿坐下，“战场上人命只值一颗子弹。我当年改名，是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，也不想让人说我走亲戚路线。”

　　灯火闪烁，他的思绪飘回二十四年前——1926年的韶山。夜色中，石灰墙的祠堂挤满乡亲。毛氏三哥站在供桌前，一句“打碎旧世界”敲进少年泽全心里。从那天起，穷苦娃下定主意：跟着三哥闹革命。

　　十年转瞬。1937年深秋，他冒着寒风翻越子午岭，终于进了延安。窑洞里，毛主席翻身抬头，喊了声“十二老弟”——兄弟俩一句寒暄，长谈彻夜。桌上只有南瓜汤、炒辣椒，唯一一片腊肉被兄长夹进他碗里，硬是塞到嘴边。那热度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
　　翌日，组织把他送进抗大。识字不多的农村娃，硬是啃下《论持久战》。主席临别叮嘱：“到哪儿都听安排，枪炮书本一个都少不了。”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。

　　1938年底，他随新四军南下，摇身变成“岩寺兵站王指导员”。身份一换，再也没人把他同毛家联想在一起。

　　早期的兵站像流动市场，粮、盐、布匹、药材全靠他筹。皖南事变后，他在华东纵队整合供给系统，顶着“山区没米、沿海没盐”的困局，硬生生撑起一条补给线。部队戏称：前线要什么，他的扁担就挑得到什么。

　　1945年秋，重庆谈判。毛泽全找来一台旧收音机，守着杂音等待延安电报。一夜噩梦惊醒，汗透棉衫，他仍没告诉妻子自己真实的焦虑。

　　解放战争全面爆发，他把兵站经营成“海安粮行”，自嘲“打仗也得做买卖”。陶勇拍着他的肩说：“多赚粮，子弹就多一发。”那句玩笑，却让他夜夜盘点仓库到鸡叫。

　　1949年后勤部工作堆成山，他却惦记着北平那位堂兄。1950年，接到公文赴京，一路上他揣着激动：十二年了，该叫一声“三哥”了。京站下车，他没顾上喝水，先拨电话。主席听到名字，只说一句：“快接来！”

　　西花厅门口，兄弟俩对视那一刻，旧时窑洞的炭火味仿佛又飘来。主席问得细：工资够不够？孩子上没上学？毛泽全回答也直：粮行有盈余，三个丫头天天嚷着读书。主席笑，递过一个苹果，“拿回去，给闺女尝新鲜。”

　　此番重逢，毛泽全原想多叙话，却被主席挥手挡住：“你有公务，别耽误。”两人约好中秋再聚，这才作罢。

　　回到南京，他向妻子倒出所有故事：从韶山到延安，从岩寺到淮海。徐寄萍听得红了眼，“原来我喊了七年的王指导员，是毛家后人。”

　　1952年八月，他们带着孩子进京赴宴。主席见到三个女娃，连连称好，专门嘱咐厨房炒一大盘鸡蛋，不放辣椒。席间他察觉徐寄萍面色苍白，细声劝：“有病早治，别硬撑。”这一幕，徐寄萍后来给孩子讲了无数遍。

　　四年后，再进，全家和主席照下唯一一张合影。照片里，老人身着灰布中山装，孩子们笑得像盛开的栀子。那张相片，一直贴在毛泽全的办公桌挡板上。

　　1976年9月9日凌晨，噩耗传来，他在宿舍门口坐到天亮。吊唁那天，他把花圈挪了又挪，生怕不正。仪式结束，他高烧四十度，医生说是过度悲伤引起的抵抗力骤降。

　　1989年3月7日，太原军区医院的窗外仍是凌冽春风。毛泽全费力拉住妻子的手：“老徐，我舍不得你们。”话音落下，心跳渐缓。三天后，告别大厅里出现一只署名“李敏”的花圈，战友们这才知道老人真正的姓氏。

　　很多年后，部队年轻人提起“王部长”，总有人补一句：“他其实姓毛，是主席的堂弟。”然后屋里会安静几秒——从背米、筹枪、买布，到一句“我是毛家人”，他把血脉深藏，把责任挑在肩上。不得不说，这种把个人隐进大时代的做法，如今想来，仍让人心里一热。